窦环任大将军北征匈奴时，公卿以下及郡、国长官无不奉献礼品，而陈宠与中山（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王相张郴、东平（今山东东平县）王相应顺刚正不阿，拒不送礼。和帝闻知此事，特提升陈宠为大司农、张郴为太仆、应顺为左冯翊。
　　永元六年（94），陈宠接替郭躬为廷尉。陈宠秉性仁慈宽厚，多次审议疑难案件，常常亲自上书建议皇帝依照经典从轻处理，为此挽救了许多人。他又查对律令条法，删除比《甫刑》苛刻的条文，然未及施行，却于永元九年（97）发生了狱吏与犯人互相勾结的违法事件。他为此受到牵连而治罪，但被皇帝诏令免刑，拜为尚书，又转任大鸿胪。
　　永元十六年（104）十月，接替徐防为司空。他专习法律，也精通儒家经典，奏举议事，词情畅达，号称“任职相”，后死于任上。
　　陈忠
　　陈忠（？～125），字伯始，东汉沛国洨县（今石湖区濠城乡）人。永初年间，受征召入司待府，后任廷尉属官，才能突出，颇有声誉。他精通法律，经司徒刘恺举荐，被提升为尚书，主管断狱事务。
　　陈忠依据世间典籍和刑法，处理案件务在宽厚。早年其父陈宠在廷尉任职，删除汉朝法律中比《甫刑》苛刻的条文，未及施行就被罢官。以后，苛刻的法律渐渐繁多。他遵照父亲的原意，粗略整理成23条，题为《决事比》，奏报皇帝，以解除论罪无据的弊病。又上书废除蚕室刑；解除贪官污吏三代不准为官的禁令；对神经失常后因性情狂暴而杀人者应从轻判罪；对母、子、兄、弟之间互相代替死罪者，赦其死罪。这些都被批准施行。
　　邓太后死去，安帝亲理朝政，陈忠数次上书举荐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等隐逸及正直之士，均被纳用。他又上书劝谏皇帝“广直言之路”，使沛国施延被拜为侍中（后升至太尉）。皇帝骄纵常侍江京、李闰等列侯，又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陈忠既气愤又不敢直谏，就作了一篇长文《绪绅先生论》进行讽喻。
　　陈忠后来转任仆射。他劝谏皇帝尊重和嘉奖有功大臣，以礼贤下士的态度对待下属官员。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当九卿大臣患病时，便派遣使者前往问候，并赠给银钱、布匹等。
　　不久，陈忠升任尚书令。延光三年（124），拜为司隶校尉。宠臣、外戚、幕僚们无不害怕，不想让他留在朝内。次年，陈忠被任命为江夏（今湖北武昌）太守，未及成行，又留任尚书令，不久病逝。
　　任尼姑
　　任尼姑，明嘉靖年间马庄铺泰山庙（故址位于今任桥区任桥乡桥东村）住持。
　　马庄铺中间有一条南北大沟，每逢雨大道路泥泞不堪，尤其汛期洪水阻隔，行人十分不便。任尼姑成年累月东奔西颠，终于募化数千金在沟上建起三孔石桥。该桥位于京京古道上，利国利民，宿州州牧彰其功，取名“任桥”；百姓感其恩德取沟名为“任大沟”，改马庄铺为任桥集，并尊称她为“任姑姑”。
　　晚年，任尼姑坐化于庙内，百姓予以厚葬，并在庙前园内兴建一座宝塔（建国前被国民党军队拆毁）纪念她。

    单长庚
　　单长庚(?～1645)，字西朗，明宿州湖沟集（今湖沟区湖沟乡）人。庠生，有武略，善骑射。崇祯年间，应募从军于史可法部，因屡立战功，升力行营守备。福王在南京称帝（1644）后，奉命随兴平（今陕西兴平）伯高杰赴河南开封抗击清军。高杰为壮大军事力量，特约睢州（今河南睢县）驻防总兵许定国联合作战，然许定国迟迟按兵不动，他便随高杰亲往督促。谁知许定国佯装恭顺，挑选美女为高杰把盏，醉而杀之。与此同时，高杰的数十名随从官兵也被许定国以妓、酒招抚，唯单长庚晓以大义，拒不投降。半夜，单长庚与标下千总潘一凤潜逃，至睢州西门外，被许军追及，双双战死。
　　徐大鹏
　　徐大鹏（生卒年不详），清灵璧县固镇保（今我县城北区皇店乡瓦房村）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武解元，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初任广东罗定州（今罗定县）协右营守备，出征台湾、贵州安南县（今晴隆县境），为朝廷立下战功，改任督标中营都司。嘉庆元年，（1796）进剿湖南省苗族地区，升任广西右江游击，后因病归里。七年（1802），病愈，率乡勇堵剿宿州王朝名。被朝廷起用后受赏顶戴花翎，升任河北易州（今易县）营游击署河间府（今河间县）协副将。
　　二　现代人物
　　杨永衡
　　杨永衡（1867～1949），字善久，今城北区唐南乡南大陈村大杨庄人。7岁入私塾馆读书，以抄写10遍课文补其迟钝的智力。3年后，他的毛笔字为全馆学生之冠。从此，老师亲写范本教其仿写，又为其讲授《欧阳询八法》，亲赠其《九成宫醴泉铭字帖》，供其临摹，直至17岁下学。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杨永衡在其父所设私塾馆任教，闲暇之余，手不停书，甚至废寝忘食，寒暑不辍。不少人慕名求书招牌、匾对，无奈欧体字劲瘦不丰，他只好加粗笔划以塞责。从此转攻颜体，先摹颜真卿壮年所书《多宝塔碑字帖》，得其谨严纵横之势；再仿其晚年所书《颜氏家庙碑字帖》，取其宏伟超举之法，苦练20载，技法日臻娴熟。40岁左右，其书法流入崇尚北派魏碑、篆、隶诸体的宿州，结果毁誉各半。誉之者夸其功力深厚，毁之者贬其流俗，且有“牛屎气”。杨永衡自忖尚未冲破前人藩篱，又研摹柳公权《玄秘塔碑字帖》，参悟颜、柳二体间的嬗变关系，数年之后终于使自己的书法达到新的境界。
　　民国3年（1914）冬，杨永衡赶着牛车到宿县卖高粱的归途中，因雨雪阻隔借宿于一家大户。晚上他背着饲料去牛棚时，看见客厅里有几个穿长衫者围观一位老者写字，不由自主地悄悄入内。他看老者已写好“服”、“配”、“遗”等3个字，正在写最后一个“年”字，其最后一竖笔，因墨枯而笔势未能到位，就情不自禁地轻叹一声：“可惜”！围观者中的一个年轻人挑衅说：“你来写！”其他人也投以嘲笑。杨永衡不服气地答道：“喂好牛就来！”他喂好牛本不打算继续赌气，偏偏那个年轻人等在客厅门前喊他，只好入厅提笔。一个“服”字顿使厅内哑雀无声；写到“年”字的最后一竖，笔势欲下先上，下注时犹如斜坡放车，到位回缩时墨饱神足力挽千钧，使众人齐声叫好。杨永衡连说“献丑”，掉头就走。那老者急忙上前道歉说：“适才多有冒犯，务望海涵！”主人也热情地奉烟敬茶，言谈中方知这个粗衣短褐的庄稼汉就是闻名乡间的杨永衡。次日天晴，杨永衡辞行，主人挽留不住，遂以枣红马相赠，以表敬意。
　　20年代，杨永衡见到更多的名人碑帖，并阅读书法理论书籍，扩大了视野，从而发现并注意克服只追求形体和技法、忽视抒发个性和意趣的弱点。30年代，他又旁习宋代米芾和苏轼、明代董其昌、清代刘墉和何绍基诸体，自辟蹊径，使自己的楷书出现了新面目，一时名声大振，被尊称为“杨老善”。本地机关、学校、寺院、商家、牌坊、碑碣、榜书、题记多出自其手，一些财势之家若没有他写的中堂、匾额、对联等，总觉得是件莫大的憾事。
　　解放战争时期，有个精通书法理论的北派魏碑书家许晓岚避居固镇，带着一幅自写的中堂前往拜访，并赠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杨永衡自此醒悟，楷书入门后，须临摹优秀碑帖、兼习行、隶，继而研究秦汉简牍，寻根求源，融会贯通后方成书法之规。他不顾古稀之年，又从头研习魏碑、篆、隶诸体，收益迅捷，但已无力获得新的突破，自叹道：“初为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然人书俱老矣！” 
    杨永衡一生以务农为本，以教书作为联系社会的纽带，以写字作为精神的寄托。他端庄严谨，诚恳待人，又愤世嫉俗，孤高耿介，至晚年更甚。对于求书者，他不论贫富贤愚，总是有求必应；对于官场势利、为富不仁或品行不端者，却不屑一顾。如日伪沦陷时期的固镇商会，3次请他去书写大厅悬匾“商界蒙庥”，均遭拒绝。因此，他的书法艺术一直不为百里以外所知。至晚年，他为友人孟广驾（今蒋园乡东岭村人）所购何绍基的一副对联配书中堂一轴，当为代表作。
　　
　　李文宗
　　李文宗（1882～1941），原名李明德，又名李鸿儒，字文宗，今湖沟区浍北乡王圩村后李庄人。他自幼入私塾读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应凤阳府试中秀才，后开塾馆教书。
　　民国27年（1938）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湖沟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李文宗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孟子川的启发引导下，毅然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始以配字为名。他号召本族和邻里乡亲出人、出枪、出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组织起200余人的抗日保家队伍。他们利用青纱帐打日伪、抓土匪，特别是组织精明强干的小分队7次袭击任桥火车站、两次袭击西寺坡火车站的日伪军据点，影响颇大。秋后，他把队伍拉到远离铁路的宿县方店、永镇一带活动。冬，当李文宗因母病回家探望时，其下属耿安仁和徐玉文在伪湖沟区长马子合及其爪牙单俊卿的策动下，各自带着本部人、枪叛变投敌。义愤填膺的李文宗立即把余部拉回官沟集整顿，很快又扩至100余人，重新活跃在铁路两侧，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盘据湖沟集的马子合、单俊卿又以金钱和地位引诱李文宗率部与其“合编”，李文宗痛斥说：“日本鬼子迟早要完蛋，当汉奸绝没有好下场，胜利一定属于有骨气的中国人民!”
　　
　　次年春，孟子川把李文宗及其队伍带到宿县时村，编为六抗三支队七大队三中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抗日部队（后编为新四军九旅二十七团一营三连）。在参加宿县栏杆、苗庵、塔桥、迭路赵、黄岭和灵璧县傅圩等地战斗后，李文宗和孟子川又奉命返回官沟集一带组织起另一支近60人的武装，与沈连成同期组建的队伍合并成立新四军四师宿东独立团，由沈连成任团长。李文宗因年纪大，不宜带兵，就任参议，被尊称为“李老文”。
　　民国30年（1941）春，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调集20余万兵力进攻中共豫皖苏边区。宿东独立团奉命开往怀远县龙亢集，更名淮上独立团，负责保卫中共淮上行署。为了改变日伪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合流夹击新四军的严峻局面，李文宗利用老关系掩护敌工干部张文华只身进入湖沟集，迫使单俊卿派其胞兄单硕卿出面答应不与新四军为敌，并在日军“扫荡”前及时送出可靠情报。李文宗又利用与“安清帮”的旧关系，争取了姚集、杨庙、何集、新马桥等地伪军头头，并迫使固镇汉奸徐荫堂间接表态“决不与新四军为敌”。至此，津浦铁路以西的伪军、国民党地方部队均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使新四军四师顺利地完成了向皖东北根据地的战略转移任务。
　　5月，为加强宿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把好皖东北根据地的西大门，彭雪枫师长任命周启邦为政委，带两个主力连与已恢复原名的宿东独立团合并成立宿东游击支队，并动员年近花甲的李文宗到根据地工作。但李文宗壮心不已，不怕战争环境的艰苦，谢绝了组织照顾，决心战斗在第一线。
　　11月，新四军第四师派参谋长张震到宿东视察工作。19日晚，张震在今封寺乡小秦家召开宿东地区党政军联席会议。11时许散会后，宿东游击支队随张震等经车湖转移到宿县东南端的盛圩子宿营。次日拂晓，突然遭到分乘11辆卡车、数倍于我的日伪军（含日军百余人）袭击。李文宗在掩护首长转移的战斗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1986年，宿县人民政府为纪念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李文宗等18位烈士，在芦岭镇盛圩村树立纪念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震亲笔题写碑文。 
    王维周
　　王维周（1885～1950），原名王宗诚，字维周（或为舟），今城关镇菜园村华庄人。8岁读私塾，6年后与其弟宗培在曹巷口经营恒守泰酱菜店。
　　民国7年（1918），王维周被灵璧县财务局长、省参议员徐佛舟举荐为固镇完小校长。7年后，又任固镇团防局长兼完小校长。他除变卖家中五六十亩田地资助学校外，还于民国16年（1927）主持砸坏神像、拆毁庙宇（固镇有庙宇二三十处）的活动，并动意将三四十顷庙田收作学田以充当办学基金。僧侣们受劣绅刘子久（沦陷后任伪灵璧县长）、徐荫堂等人支持，到县、省告了3年状，而王维周却在徐佛舟等好友的帮助下打赢了官司，把大部分庙田划为校产，为固镇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民国18年（1929），王维周接任固镇商会会长（兼完小校长）。他组建棉纱、布匹、百货、杂货、糕饼、饭馆、客栈、粮行等各业公会，开创了商界的新局面，使商会真正成为代表商民权益的群众团体。王维周待人谦和，结交广泛，热心公益，办事认真，既受到官府的信赖，又得到平民的拥戴。不管是社会矛盾，还是家庭纠纷，人们总要找他评断。
　　民国20年（1931)，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四军某团下级官兵闯进几家商店敲诈财物并殴打商民，社会反映强烈。王维周设宴款待该团团长和参谋长，极力佯称其“爱民如子”、“治军严明”后，让受害商人当场请愿。团长碍于情面，即命参谋长下达手令：“凡驻军官兵再有擅入商号者，杀！”遂使市面迅速安定。平时，他也经常宴请地方税务官员以减缓苛捐杂税，维护商民的利益。
　　民国24年（1935），完小教师王敬农被人密告说是共产党，灵璧县教育局即派人前来检查并勒令校方将其辞退。王维周主动承担“管教不严”之责并加以担保，才平息事态。
　　王维周在出任商会会长的次年，主持兴建全镇首座三层楼——商会办公楼，并在楼顶阁亭内悬挂约有吨半重的铁钟以报火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兼报空袭信号）；又发起组建民间消防队，对保卫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起到一定作用。民国25年（1936)，他积极协助国民党固镇区政府筹集资金、征召民工，在镇东开辟北起菜园、南至浍河岸的通道（今废），改变了老街每逢集日拥挤不堪的局面。他还筹办小本经营借贷所，从而救活了不少“晴天吃饱饭，阴雨借瓢面”的店铺和摊点。
　　民国27年（1938）5月固镇被日军侵占后，王维周愤而辞职，到国民党第一路抗日游击支队解斌部任团长。秋，该团在濠城被日军打散后，王维周只身逃往蚌埠，因汉奸告密而被捕，关押在日军警备司令部。次年，由蚌埠伪商会会长高慰轩等人保释出狱后返里经商，并参加不食烟酒的家理教，拒绝社会活动。王维周不仅自己不与日伪汉奸打交道，不许本家晚辈为他们做事，也不许几家近亲的子女到沦陷区求学。
　　民国34年（1945）8月，日军投降后，王维周再次出任固镇商会会长。秋，灵璧县国民政府因县城一度被解放军攻占而迁来固镇。县长赵觉民以“举光复大业”和“财政维艰”为由强行向商民“收借”巨款，不从者则以“发国难财”和“通匪（诬称共产党）”的罪名论处，致使许多商号倒闭。12月，王梦林、黄汝骥等商界青年串联各商号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南京中央政府状告赵觉民，各界也纷纷组织清算赵觉民帐目委员会，甚至固镇各保保长和在蚌埠求学的固镇学生也都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赵”斗争。赵觉民惊恐万状，一夜之间突然将王梦林、黄汝骥等16人逮捕。一贯同情商民的王维周急赴南京，与先期前往告状的徐佩、殷西楼等人会合，并于次年初组成控告赵觉民告状团，直接领导“反赵”斗争。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迫使中央政府撤换了赵觉民。
　　民国36年（1947）春，400余名灾民流入固镇街头。王维周协助灵璧县救济院院长褚宪廷向联合国驻蚌埠救济总署告急求援，并要求国民党灵璧县政府开仓放赈。事成后，则由商会出面每天施粥两次，发放微薄衣物，以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
　　民国37年（1948）冬，王维周弃职携眷逃往南京。次年3月，他在梅农新村参加各界为迎接解放大军过江的秘密会议，当场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关押于卫戍司令部第三处临时监狱，直到南京解放时才越狱逃出。
　　
　　1950年镇反运动中，王维周因逃亡在外，被灵璧县公安局捕回；冬，病逝于灵璧县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