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在安徽的垓下，发生了我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争，这就是楚汉相争中的垓下之战。楚汉相争，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起，至公元前202年项羽败亡，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时止，前后历时四年。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中决定性的战役。近年来，我因工作需要，两过垓下，对这个历史悠久的古战场，联系楚汉整个战争过程，作了一些初步研究。垓下古战场的遗迹

　　垓下古战场，座落于淮北平原一块高出地面二、三米的台地上，其面积东西约长300余米，南北约500米，同濠城集紧相连接。这里周围古堆、土丘起伏，有“濠城古堆三千三”之说。垓下四周，依托着较高的地势，筑起了一道土城墙，群众称之谓“霸王城”。土城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仍然屹立垓下。为了防止日寇在这里设立侵略据点，我抗日游击队和新四军，组织群众把土城摧毁。据省文物局李广宁同志考证，垓下“霸王城”呈不太规整的四方形，城墙的每个拐角处，都筑成弧形。西城墙微弯，其余三面均为直线。垓下的北面滨临沱河(古洨水)，东、西、南三面都有护城河，同沱河相通，使垓下四面环水，形成霸王城的天然屏障。楚汉决战，项羽败退军壁垓下，可以说是一处比较好的地方。这里的霸王城，实际就是项羽兵败被围时的屯兵的营垒。

　　隆冬季节，我们迎着阵阵寒风登临垓下，极目四顾，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不远处的沱河北岸，还有隐约可见的土丘，那就是著名的金银山，又名“韩信台”。据说，韩信对楚军作战时，曾派兵在这里目了望楚营的军情。现在的霸王城内，住了数十户农民，成了一个农业自然村。在一家家住房的墙上，以及瓦砾不平的地面上，随处可见到残缺的汉砖汉瓦和古陶器的碎片。解放后，这里的农民在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和进行生产活动中，从地下发现或掘出很多秦汉时期的兵器和有价值的文物。其中有矛、剑、镞头和弩机以及釜、洗、镜、铛、鼎等。为这个历尽沧桑的古战场，提供了可靠的历史物证。所以，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考古学家和万千游人都来垓下考察、凭吊，寻觅当年楚汉相争的遗迹。我们漫步垓下城头，浮想联翩，此时此地也使我仿佛置身于万马营中，听到金戈的撞击和铁马的嘶鸣。

　　楚汉垓下决战，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作了详尽的记述。他说：“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今安徽寿县)并行，屠城父(今属安徽毫州市)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今安徽舒城、六安)，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这是垓下决战的一幅军事形势图，从而说明楚汉决战的垓下战场是在安徽，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史家持不同的说法：唐张守节批注的《史记正义》说：“垓下在毫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河南鹿邑)当代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按当时军事形势，应在鹿邑”。这些不同意见，与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不符的，和当时的军事形势，也是相矛盾的。楚汉相争根本没有在真源县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这时真源县以南的城父、寿春，已先后被汉军攻占，项羽率八百人如果真是从真源县突围，必须长途行军通过广阔的敌占区，才能南渡淮河，在行进中未受阻击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楚汉决战的垓下如在鹿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楚汉的垓下决战

　　楚汉战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当时的军事史上是少见的。以垓下决战为重点，整个战争可分为五大战斗。即彭城(徐州)战斗，荥阳、成皋战斗，固陵战斗，垓下决战和东城战斗。

　　彭城战斗：公元前205年春，项羽远在齐地时，与自称齐王的田荣作战。刘邦乘机集得张耳、申阳、郑昌、魏豹、司马卯等五诸侯军的五六十万军队。第一次击楚，攻占了彭城。项羽立即从城阳(今荷泽)率精兵三万回师反击。五诸侯军系被胁从而来，军无斗志，一战即溃。汉军退出彭城，败走谷水、泗水，伤亡惨重。向南败退，又大败于灵璧濉水，被杀得尸体堵塞濉水不流。刘邦仅同数十骑逃去，三弃子女，连父亲和妻子吕后也当了俘虏。在项羽的追击下，刘邦一直退到荥阳。

　　荥阳、成皋战斗：公元前204年至203年，楚汉战荥阳成皋。双方打成拉锯战，互有得失，结果相持于广武涧。这时的战争形势逐渐不利于楚。韩信连破魏、赵、代，擒魏王豹、赵王歇，北定燕、东击齐，破历下军并大败援齐的楚军。斩楚将龙且，攻占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彭越在梁地连续反楚，全军三万余人于外黄投汉，并于下邳、东阿连败楚军。汉派卢绾、刘贾率军二万和数百骑兵，渡白马津(今河南滑县)进人楚地，与彭越在燕都(今河南延津西)，击破楚军。彭越占领梁地后；断绝楚军粮源，又为汉军提供大量的军粮。此时的汉军“兵盛粮多”，而楚军则“兵少食绝”，楚的外围广大地区，大部分已被汉军控制。

　　固陵战斗：公元前203年秋，楚被迫与汉订立和约，划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引兵东归彭城。刘邦则乘机加紧战争准备，意欲一举灭楚。公元前202年10月，刘邦率大军追击楚军至阳夏(今河南太康)。由于韩信、彭越没有按计划出兵策应，汉军追到固陵(太康、陈县之间)又被楚军打败，汉军就地深堑坚守，由进攻改为防御。

　　垓下战斗；汉军在固陵失利，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以封官许地为条件，换取韩信、彭越出兵。韩信由东向西，彭越由北向南，刘邦则由西向东。又派刘贾率军进人楚地，取寿春(今安徽寿县)，又渡过淮河攻占城父(安徽毫州境内)。派降将英布召降了楚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取舒、六等地由南向北，在战术上汉军形成对楚军的四面包围。公元前202年的隆冬季节，楚军欲东去广陵(扬州)或南下历阳(和县)都很困难又只得退守垓下。这时汉军的兵力已占绝对的优势，刘邦第三次发动灭楚战争——垓下决战。此时刘邦除直接率领的军队外，又增加韩信的三十万大军。加上彭越、英布和周殷、刘贾的军队。虽然楚军此时也还有十万之众，但和汉军相比，已完全处于众寡悬殊的绝对劣势。

　　决战开始时，汉军对楚军发动四面进攻，特别是，东线和西线都是汉军的主力。各进攻部队铺天盖地围攻垓下。由于大军云集，战场广阔，以垓下为中心，东至泗县，南达五河，北临灵璧，西达城父，蕲薪县。在这数百平方公里的平原上，都成了楚汉决战的战场，所以，在这些县的县志里都有线索可寻：泗县有霸王城，五河县城西有霸王城和汉王台，灵璧县境内三村集不但有霸王城，附近还有韩信吹箫台。从这些遗迹中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规模和范围。楚军主力被困在垓下，一曲楚歌，士卒相继逃去。项羽无计可施只有在帐内饮酒。爱妃虞姬听到四面楚歌，知道大势已去，乃泣而歌之：“汉军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偷生”，歌罢，遂伏剑自刎。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不甘屈辱的女性，为她建墓、立碑：

　　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

　　姬耶安在独留青家向黄昏

　　东城战斗：虞姬死后，项羽从垓下突围，靡下从骑八百余人。这时，只有东南未被汉军堵死，因此，楚军向东南奔去渡淮河至阴陵(安徽定远境内)迷路，经一农民引路，误人大泽。史料记载说是农民有意错引，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楚人很讲信义，一般是不会背叛的。项羽任鲁公的鲁地，在他死后，鲁人不肯降汉，何况落井下石、置人于死地呢。战争中错引的事情，也是常有的。项羽等误入大泽，又折回原来的地方，被汉兵追上，从而发生了东城战斗(在定远境内)，他跃马冲入汉军阵中，斩将刈旗、再度突围。在东城的战斗中，项羽虽然突出汉军重围，而楚军的后续部队因缺乏指挥核心，被汉军斩首八万，使楚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项羽从东城突围进入全椒，曾发生多次战斗。据《项羽本纪》中注引《括地志》说：“九斗山在全椒县西北九十里，”“项羽败退乌江，汉军追羽至此，一日九斗，因而得名”。

　　项羽败至乌江，这就是他的最后时刻。乌江亭长已泊舟待渡，本可安全回到江东的项羽，这时却没有登舟。他认为自己的失败，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想当年率八千子弟兵渡江西征，今却无一生还，即使江东父老能够同情，拥我继续为王，我也无面目再见他们。他毅然冲人汉军阵中，杀死汉军数百人之后，从容地自刎而死。胜败的主要原因

　　楚汉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各自的主观原因，也有许多客观原因。项羽有扛鼎拔山的盖世勇气，又有破釜沉舟、誓死战斗的决心。率领起义的楚军，身经百战，所向披靡，勇冠中原，称霸天下。但他终于败给力量相对弱小的刘邦，这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在政治上刘邦以统一天下为目标；结束秦末出现的混战分裂局面，顺应了人民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因而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此相反，项羽却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分封十八个王国，已为西楚霸王，使一个统一的国家退回到分裂、割据的时代。这是逆潮流而动，违背了历史规律和人民的愿望，遭到人民的反对。分封的十八个王国诸侯，许多是旧六国的贵族，虽然是按其在反秦斗争中的表现，给予分封的。但他们反秦，是为了复辟旧六国统治，他们对各自的封地仍不满足，彼此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不服从项羽的领导。没有被封王的诸侯，更是心怀仇恨，伺机占地称王，起兵反楚。经过楚汉激烈角逐，刘邦依靠优势兵力，十八王国都先后被消灭或投降。这是项羽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搞封王分裂的必然的结果。

　　在军事上楚汉双方也有失败和胜利的经验教训。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取得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使军队的供给和人员，得到源源不断地供应和补充。在战略上，以灭楚为中心，对各路诸侯实行各个击破。召降了彭越、英布和大司马周殷，韩信进军河北取魏、赵、代、燕占领三齐，形成对楚的大包围。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连续进攻，不给楚军喘息的机会。派一部分部队，深人楚军后方，攻城略地，打乱楚军部署，扰乱楚军后方，使楚军兵力分散，无法集中重兵与汉对抗。

　　由于项羽政治上倒行逆施，军事上也就必然出现许多难以避免的错误。公元前206年灭秦后，项羽进军函谷，本可一举打垮刘邦，统一天下。而他却一心想着东归，说什么“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于是封十八个诸侯王后，便放弃关中，回军定都彭城。关中是战略要地，四面都是山河要塞，形势十分险要。而且这里经过秦朝的开发，农业生产也比较发达。放弃关中而定都彭城，是项羽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把刘邦封在关中，认为这里交通阻塞，难以有所发展，并把秦的降将章邯、董翳、司马欣都封在关中，实行“三分关中”以抵制汉的发展，完全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刘邦正是依靠关中、巴、蜀这一战略要地，实行正确政策，得到了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发展、壮大汉的势力。“三分关中”的章邯、董翳和司马欣原都是秦将，干了许多坏事，关中人民恨之人骨，所以在汉军的进攻面前，无力阻挡，一败涂地。由于封王又引来许多麻烦，田荣占齐地称王，彭越在梁地造反，陈余、赵歇叛楚，致使项羽连续到齐梁等地作战，无力抵制刘邦的发展。项羽虽然打败了田荣，但在齐地烧毁城廊，坑杀降卒，抢掠妇女，激起“齐民聚而叛之”。当项羽撤兵时，田荣之弟田横又收集败逃兵卒，再反城阳。项羽只得又回兵击齐，连战不下。刘邦败抓住这一战机，利用五诸侯军攻占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只得从齐地回救彭城，虽在谷水、泗水和濉水之滨，取得重大胜利，但他只有三万精兵，所以只追到荥阳就被阻止，无力西进。楚军经过几次艰苦战斗，使荥阳城几次失而复得，但楚军得不到补充，而汉军由萧何从关中送来补充兵员，韩信又把败散的汉军聚集起来，使汉军实力得到恢复和增强。楚军则腹背受敌，疲于奔命，汉军则以逸待劳，东西出击，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划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又过分相信楚汉和约，丧失必要的警惕，率军东归，又给汉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固陵一战，虽击败汉军，却无力乘胜西进。刘邦却迅速调整部署，协调与韩信和彭越的关系，发动大规模的垓下决战。项羽从垓下突围，是因为对假敌情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结果，丢下十万大军，只带八百骑兵突围南去，造成东城的全军覆没。项羽一连串地失误，致使最后兵败自刻。如果指挥楚军转战楚地，战斗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有没有正确的政策与策略，能不能团结和重用人材，这是胜利与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刘邦非常重视政策与策略，进军咸阳与关中人民“约法三章”，受到人民的拥护。注意团结和重用大批人材，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有“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有“镇国家，抚百姓，给馈晌，不绝粮道”的萧何；还有周勃、陈平、樊哙、灌婴等。这一批文臣武将，为刘邦夺取天下，起了重要作用。他不惟广纳人才，还能听取部下的意见：进军咸阳后还军灞上，赴鸿门拜见项羽，兵出陈仓还定三秦，为义帝发丧，封韩信为齐王，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以及使韩信、彭越会军垓下，这些重大决策，无一不是采纳将领们的建议而作出的。

　　反观项羽则不注意政策与策略，杀人放火，一次就坑秦降卒二十万，杀死已降的秦王子婴，火焚阿房宫，大火三月不息，这些残暴的行为自然遭到人民特别是关中人民的反对。逐杀义帝在诸侯中失去了号召力；刘邦则乘机为义帝为丧，并且袒面大哭，得到诸侯的支持。他居功骄傲，不能团结有识之士，拒绝听从部下的正确意见，最后只落得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韩信、陈平原俱是楚将，由于得不到重用而离开项羽。“项羽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及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范增有雄才大略，佐项羽成霸业。在鸿门宴上，范增认为刘邦是最危险的敌人，曾数目项羽对刘邦下手，项羽竟不为所动。范增气愤地说：“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在荥阳成皋战斗的关健时刻，项羽竟中了敌人的离间计，对范增产生怀疑并夺其军力，使范增感到“天下事已定”，一气之下告老辞职，归至彭城，疽发身亡。项羽失去范增，自断臂膀，为刘邦消除了灭楚的一大障碍，加速了项羽的灭亡。正如刘邦在胜利后，得意地说：“项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此其所以败也。”对项羽刘邦的评说

　　楚汉经过五年的连续战争，最后以项羽失败、刘邦胜利而告终。古往今来，人们对项羽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许多评论。项羽出身于贵族，刘邦则是秦王朝的基层小吏，由于出身不同，各自怀有个人野心。当他们看到秦皇时，也就流露出不同的内心反映。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表示轻蔑和向往。刘邦则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也”。表示羡慕和赞赏。充分揭示了他们的出身和性格。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灭秦之后，他们都想独吞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利用农民起义军为自己争夺统治权。对于项羽的失败，不但历史学家，许多文学家也有很多评论。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就指出：项羽“分裂天下，而封王诸侯”“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自矜功伐”，“谓霸王之业，欲以征战经天下，身死东城，犹云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这些批评是符合实际，也是非常中肯的。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是起义军重要将领，陈胜吴广失败后，他和刘邦仍继续进行反秦战斗，不愿偷生，最后不屈自刎，堂堂正正地死去，使后代许多文人学士对他的气节大加赞赏。对他不肯渡江东去，失去卷土重来的机会，表示惋惜。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乌江亭》一诗中写道：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宋代政治家、诗人王安石，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项羽的败亡已成定局，江东子弟不会帮他东山再起的。为此，他也作《乌江亭》绝句一首：

　　百战疲劳壮士衰，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对项羽不过江东而战死乌江的行为，倍加赞赏。为此，她作五言绝句一首，借以鞭挞贪生怕死、享乐腐败的南宋王朝统治者，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项羽宁可战死疆场，不肯渡江生还，这与他所谓“盖世英雄”思想性格是分不开的。穷途时犹云“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也是这种思想和性格的反映。其实，他并不信天，对天子秦皇也敢于“取而代也”，就是这种性格的反映。如果他真的回到江东去，以项氏在江东“世代将家，有名于楚”的影响，加之江东人民失去八千子弟兵而感到沉痛和对汉的仇恨，支援他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犯了一系列错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导致了自己的败亡。

　　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是推翻秦朝的主将之一，还曾向刘邦提出：“愿与汉王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也”，他对人民多少还有一些感情。损失八千子弟，即无面再见江东父老，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也许有了这些原因，后人仍把他当作英雄看待。为了纪念项羽，在他的自刎处——和县乌江建立了霸王衣冠冢和霸王祠。近几年人民政府对霸王祠又重新进行修缮，把它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当代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为霸王祠写一副楹联：

　　彼可取而代也白眼视秦皇一时气盖人间世；

　　汉皆已得楚乎乌骓嗟不逝千古风悲垓下歌。

　　刘邦是楚汉战争的胜利者，是西汉王朝的创始人。他结束了灭秦后我国分裂的局面，建立统一的国家，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他讲究政策与策略，广揽人才，知人善任，屡败而不馁，最后终于一战成功。但是，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实际上，刘邦的人品并不值得称道。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揭露他虚伪奸诈，口是心非，在生活上“贪于财货好美姬”。楚汉战争开始前，他一面卑躬屈膝向项羽请罪，一面暗地加紧灭楚的准备，发动对楚战争。他不讲信义，与楚订立的和约，墨迹未干，又再次发动对楚的进攻。在濉水一战中，汉军战败，刘邦弃下数十万大军于不顾，只偕数十骑逃去，路逢太子孝惠，公主鲁元，让其乘车同逃。听到楚军追来，竟三次将两个子女从车上推下，只顾自己逃命。在成皋、荥阳之战时，项羽把刘邦的父亲置于剁肉的砧板上，威逼刘邦退兵，否则即烹杀太公。刘邦竟说你烹杀太公“分我一杯羹”。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刘邦为争夺天下，可以弃子女于死地，甚至说出愿意吃到父亲肉做成的肉羹，这暴露出刘邦是何等残酷无情。

　　对亲人尚且如此，对其部下就更加残酷毒辣。楚汉相争时，刘邦用欺骗、利诱手段，使诸侯们为其卖命打天下，一旦胜利，这些打天下的“功臣”则相继被控谋反而被处死。以谋反罪名而被杀戳的就有韩信、彭越、赵相贯高、赵相陈稀、九江王英布、燕王藏茶。司马迁在《史记·韩信传》中引了韩信的一段话：“狡免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是对刘邦残酷、阴险的无情揭露和有力的鞭挞。

　　楚汉相争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不过是一起短暂的波澜，然而楚汉相争中许多问题却影响深远。楚汉兴亡史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农民革命失败的历史，它给后人留下许多教训和宝贵的启示、这就是：国家要统一，必须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团结和重用人才，就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否则就必然要失败。这是历史发展的定律，是任何力量也改不了的。